为此，公安机关还专门创制了一套新型工作方法—“反诈劝阻”，即通过“大数据”来分析出潜在受害人群，由公安民警提前介入对当事人“劝阻”，试图第一时间达到提醒、阻止受害人被骗的目的，新思路、新方法是有效的，但民警在劝阻潜在受害人防骗的过程中，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—不少受害人宁愿上当受骗，也不接受民警劝阻。这让不少执行劝阻任务的公安民警大惑不解，明明是在为群众办好事，但却又不能被群众所理解，是什么原因让群众宁愿被骗也不愿接受民警的劝阻呢？是什么原因促使电信诈骗案罚率居高不下的呢？
这要从“电信诈骗”所对应的“底层逻辑”说起，我们只有弄清电信诈骗的“底层逻辑”，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，才能够举一反三，才能够有针对性地达到“防诈防骗”的目的。
那么，“电信诈骗”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呢？
中世纪哲学家托马斯.阿奎那说过：“最能够调动人类欲望的东西有：权力、金钱、性和酒。”司马迁也说过：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”。古代哲学家的话深刻地揭示着“人性”，即来来往往的“利”、绕不开的“性”、具有支配作用的“权”，当然还有剪不断理还乱的“情”。
笔者在电信诈骗案件的实践的过程中，越来越发现电信诈骗案件赖以存在的逻辑，即是直击人性的“情”、“性”、“利”、“权”。让我们先看几种诈骗案例。
案例：“网上投资”、“刷单”、“贷款”类诈骗
——单“利”型
2021年1月，受害人李某梅添加一陌生人微信，对方（嫌疑人）称可以帮助其炒黄金赚钱，李某梅信以为真，在嫌疑人发来的虚拟网站上“入金”，结果被骗；
2021年1月，在NA区某小区，受害人张某某加入一个叫“AA机早餐活动登记”的群，试图通过发布任务赚取佣金（刷单），结果充值数万后发现被骗；
1月，在NA区某小区，受害人罗某某收到一条贷款短信，下载短信中的贷款软件后，跟着“客服”（嫌疑人）操作自己账户，被骗数万。
这三种诈骗诈骗类型，都有一个共同特征：嫌疑人通过虚拟“小利”诱惑，来使受害人上钩，通过让受害人“入金”或者“操作账户”，来达到骗取受害人钱财的目的。笔者暂且把这种诈骗方法归为单“利”型诈骗。
案例：“裸聊”类诈骗
——单“性”型
2020年6月，在NA区某小区，一交通局职员李某某（26岁，未婚）晚饭后无聊，就随意加了一陌生女性QQ（嫌疑人），该名嫌疑人约其“裸聊”，李某某应约，在点击嫌疑人发来的陌生网址后，嫌疑人告诉李某某获得了其通讯录，并威胁要把其裸聊的照片发给其通讯录上面的好友，除非他拿钱借财消灾，李某某被骗数万。
李某某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，试图与陌生人“裸聊”，殊不知，这正是犯罪嫌疑人布下的“诱饵”，犯罪嫌疑人就是抓住了某些受害人为满足性欲的需求，借此“下套”，来达到敲诈勒索的目的，笔者暂且将这种诈骗类型称为—单“性”型模型。
案例：“杀猪盘”类诈骗
——“情+利”型
在NA区某小区，王某英（46岁，离异），通过“陌陌”交友软件，认识了一位湖南籍男子，通过数星期的聊天，王某英逐渐对这名“年轻帅气”的“完美男人”动了情，以为自己找到了真正的爱情，其实这“年轻帅气”和“完美男人”的特点仅仅停留在嫌疑人的微信头像和朋友圈里，在发现王某英动情后，犯罪嫌疑人表示要从湖南飞到重庆来见她，这使王某英激动不已，随后，犯罪嫌疑人又告诉王某英网络炒股可以赚钱，遂诱惑王某英到一陌生网站“入金”，王某英先后“入金”三十多万元，在打算卖房继续“入金”时，其女儿报警，通过民警异常艰难的劝阻，王某英才半信半疑地觉得自己被骗。
在处警的过程中，民警们发现，最难开展“反诈劝阻”的就是这类“杀猪盘”诈骗，究其原因是，“杀猪盘”诈骗作为“情+利”型诈骗，给民警的劝阻设置了二道障碍，即民警要“过二关”，即告知其这“情”是假的、这“利”是虚的，想快速稳当地过这二关，想必还是有一定的难度，这就是为何民警在执行反诈劝阻任务时，发现“杀猪盘”类诈骗是最难有效劝阻的。
案例：冒充“公检法”、“企业领导”诈骗
——单“权”型
2020年某天，在NA区，某企业主卢某娟报警称武汉市公安局某民警给她打电话，并通过微信发来一份“文书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冻结管收执行令》，该“文书”盖有鲜章，卢某娟信以为真，把钱转移到嫌疑人发来的“安全账户”，遂被骗；2021年3月，在NA区某企业，犯罪嫌疑人冒充企业领导骗取企业出纳转账890万之巨。
冒充“公检法”、“企业领导”诈骗，属于典型的依靠“权力”来诈骗的类型，所谓“权力”，就是支配的意思，即下级对上级的服从，群众对国家机关的服从。笔者暂且将这种诈骗类型称为—单“权”型诈骗。
通过以上案例的分析，我们发现“情、性、利、权”不仅是电信诈骗犯罪赖以运行的“底层逻辑”，同时，这四个维度也可以成为我们对电信诈骗进行分析的“架构”。
譬如，“网上投资”、“刷单”、“贷款”类诈骗属于单“利”型；“裸聊”类诈骗属于单“性”型；“杀猪盘”类诈骗属于“情+性+利”型；冒充“公检法”、“企业领导”诈骗属于单“权”型。同时，我们发现这一分析架构的维度越多，开展反诈劝阻的难度就越大，受害人受害的程度就愈深，譬如“杀猪盘”诈骗，而分析架构的维度越少，对受害人开展劝阻工作的难度就会相对较小，通过民警的努力，当事人也可以尽快从被骗的事实中抽离出来。
诈骗类型的发展趋势：
“情－性－利－权”多维度交叉
上面我们通过案例，逐步分析出电信诈骗的“底层逻辑”，即直击人性的“情”、“性”、“利”、“权”，同时，我们也逐步揭示出电信诈骗案件的“分析架构”，即“情－性－利－权”。自2020年以来，特别是进入2021年，电信诈骗类案件呈“爆发式”增长，但大部分还停留在单“利”型—“网上投资”、“刷单”、“贷款”类诈骗、单“性”型—“裸聊”类诈骗、“情+利”型—“杀猪盘”诈骗、单“权”型—冒充“公检法”、“企业领导”诈骗。
但是，从最近的电信诈骗警情案例来看，诈骗类型正在朝着多维化方向发展，譬如在“刷单”诈骗中，已经改变了往常的单“利”模型，而在向“情+利”型方向发展；而在“杀猪盘”诈骗类型中，已经出现了“情+性+利”的方向发展，至于“裸聊”型诈骗会不会由单“性”型朝着“情+性”或者“情+性+利”型方向发展，而冒充公检法和领导诈骗类型，会不会由单“权”型朝“情+权”等方向发展，我们不得而知。
为了便于理解，我们将“情－性－利－权”的分析架构用图标表示如下：
|
诈骗维度 |
情 |
性 |
利 |
权 |
|
情 |
权+性+情 |
情+性 |
情+利 |
情+权 |
|
性 |
情+性 |
权+性+利 |
性+利 |
性+权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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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 |
情+利 |
利+性 |
性+情+利 |
权+利 |
|
权 |
权+情 |
权+性 |
权+性 |
权+性+利 |
通过将“情”、“性”、“利”、“权”这四个分析维度进行组合，我们发现这将会产生出数十种的诈骗类型，并且诈骗的维度越多，作为公安机关的处理难度就会越大。
如何应对？
对电信诈骗“底层逻辑”的分析是必要的，但从根本上杜绝诈骗，则是公安机关的工作重点和任务。如何突破电信诈骗的底层逻辑“情”、“性”、“利”、“权”这四道关，将会成为公安机关从根本上杜绝电信诈骗的重点和难点。
笔者在《“非接触性诈骗受害人”心理分析、对象属性及宣传措施》中，对“非接触性诈骗受害人”的“对象属性”进行了解析，即“性别年龄属性”、“职业属性”、“家庭关系属性”，不同的诈骗类型对应不同的受害人类型，譬如“刷单”类诈骗，大多对应的是18－30岁这样的年龄群体；“杀猪盘”类诈骗，则对应的是未婚、利益的女性群体；“冒充公检法”、“冒充领导”类诈骗则大多对应的是企业主或企业中的财务人员。
在如何寻找“潜在受害人”的问题上，笔者在《“非接触性诈骗受害人”心理分析、对象属性及宣传措施》亦有论述，即从企业、大学等社会组织里找、从社区找、从商场等商业场所找等，不同的受害人群体所对应的场合是互不交叉的，针对每一种不同的受害群体，我们有必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
不管是“对象属性”解析还是“潜在受害人”的寻找上，从某个角度而言，都是操作层面的手法，而从“情—性—利—权”层面的论述，则会透过“操作层”向更深的层面进发，尽管这并非本文论述的重点，但这为“防诈防骗”理论的探索开了一道门。
作者：陆丹供稿
